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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园地

【水城英烈】之2:民族之杰杨十三

来源:中共迁安市委党研室 发布时间:2020年07月03日 浏览次数: 【字体: 收藏

杨十三,原彦伦,又名裕民。因他在堂房弟兄中排行十三,故名杨十三。1889年出生在河北省迁安县杨团堡村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庭。

立志报国勤奋攻读

杨十三自幼聪颖伶俐,得到他父亲杨立三和他母亲的宠爱,父亲把他送进私塾读书。他养成了生活朴素、热爱劳动、好学上进的品德,他同情劳动人民,痛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不愿受封建礼教的羁绊,喜欢同劳苦群众的孩子玩耍。

杨十三在青少年时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动的前夜,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加紧侵略,而腐败无能的满清王朝正摇摇欲坠,广大劳苦大众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杨十三目睹社会之现状,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深恶痛绝。他抱着挽救民族危亡的决心,要走出家门,立志读书。当时,杨十三家庭经济是很富裕的,他的兄长杨俊伦一次夜晚到外村看戏,在回家的途中迷了路,宿在一座坟地,脑子受了刺激,不能就学。杨立三是个有文化的人,很想培养孩子们出息,就把希望寄托在杨十三身上。当杨十三念完私塾后,父亲就决定将他送进天津一所条件非常优裕的学校去读书。这时已有独特见解的杨十三不同意父亲的意见,提出要先到工厂当学徒工,边做工边学习。父子为此事争论得很激烈,最后,他的父亲还是被杨十三用“铁只有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成钢”的道理说服了。这样,杨十三置一般纨绔子弟的歧视于不顾,于1904年毅然来到天津一家工厂当学徒,开始学木工。他把劳动当作学习技能和培养自己革命精神的好课堂,一面积极参加工厂的劳动,一面刻苦攻读科学文化。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的勤奋攻读,终于考入了天津工艺学堂,后又并入南开中学读书。此刻,杨十三和许多爱国青年学生一样,对危难之中的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忧心忡忡,决心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杨十三为革命的潮流所鼓舞,民族意识迅速觉悟,民主主义思想空前提高。这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他和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很快地卷入了这个时代的洪流。他为了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辛亥革命,断然剪断自己的辫子,还专程从天津回到家中,说服了父亲解除对子女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并从天津购买了一部分新书报,给弟妹们阅读,引导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在他的倡导下,时间不长,他的亲属和部分乡亲们,也剪断了辫子,放弃了裹足。

他曾经热烈地拥护辛亥革命,认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可以救中国,并视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但是和许多先进分子一样,他的这种希望很快就破灭了。辛亥革命失败后,他看到国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而又不知道出路在哪里,思想曾极度苦闷。

1916年,杨十三在天津直隶省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就任天津直隶省工业试验所化学工业课课长。面对着满目疮痍、军阀混战的旧中国,他想的是如何拯救祖国和深陷痛苦的人民群众。当时,他因受“工业救国”的思想影响,提倡“振兴实业、挽救中华”,埋头致力于研究造纸专业。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芦苇是我国大宗的造纸原料,通过多次试验,首创芦苇制浆造纸,为上海大中华和江南造纸厂首先采用,到三十年代已被普遍推广,工艺和新产品也不断有所创新。他对我国开拓造纸工业新原料、新工艺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曾得到了大中华造纸厂老专家、总工程师陈彭年的赞赏。

191954,北京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天津各院校的爱国学生纷纷响应。这对杨十三的思想转变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他看穿了北京军阀政府靠出卖国家主权维持其反动统治的真面目,立即投入了这场火热的斗争,开始认识了周恩来等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并积极参加了周恩来创办的“觉悟社”和“老年会”(对抗基督教的青年会)等进步团体,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李大钊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并和周恩来等同台演戏,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活动,号召人们铲除军国主义,铲除资产阶级、党阀、官僚,铲除旧思想、旧道德、旧伦常、旧制度,改革男女不平等的旧制度等。由于他参加了这场火热的斗争,不断地吸收新思想、新文化,促使他经历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发展过程,革命觉悟得到进一步提高。

由于他念念不忘中华民族的复兴,曾错误地认为:只有工业发达了,才能救国。所以,他毅然放弃了工业课长职务,于1920年赴美半工半读,在塞瑞库斯森林学院留学,在国外开始了他专攻造纸专业的生涯。他上午学习,下午就靠给农场主摘葡萄或给饭店洗碗等补助经济的不足。杨十三是一个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人。在美留学期间,曾为他的“十三”名字闹过一声风波,因为美国人信仰耶稣,据说耶稣的第十三个徒弟背叛了耶稣,所以一些美国上层人士最忌讳“十三”这个数字。有个美国人立即要他更名,杨十三断然拒绝,斩钉截铁回答了两个字:“不改!”

解囊办学为民请命

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促进了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事态的发展,使杨十三认识到:爱国反帝运动单靠工业发达不行,必须唤起民众,和民众相结合。所以,他逐渐放弃了“工业救国”的思想,开始世界观的转变。他积极支持国共两党的合作。同年春,他和侄子杨秀峰利用假期从天津回到家乡,为唤起民众,改造乡情,他们在本村的二圣庙开办了农民讲习班,公开以宣传三民主义为名,暗中却向农民介绍南方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和国际时事,以便使受压迫的农民觉醒,反抗旧社会的黑暗统治。为提倡尊重女权,反对旧礼教,冲破旧思想的牢笼,砸碎旧礼教的枷锁,他取得了父亲杨立三的支持,动用了自己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在自己的家里积极筹办了“立三私立平民女校”。聘请了教师,学生全是免费,不限年龄,不论家庭贫富,为了照顾到农民的女孩子入学,女子学校的办学原则是: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当时,在冀东的农村里还没有一所女子学校,更没有女孩子上学的习惯。由于人们受到了旧礼教的束缚和社会上一些遗老遗少大肆宣扬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愚民伦理的影响较深,所以,在招收女学生入学中遇到了困难。他为了向男尊女卑的封建残余势力宣战,公然写了“女子有才便是德”的巨幅横匾,悬挂在女子学校里。先动员了自己的女儿、侄女等入学,然后不辞辛苦,深入到附近各村走家串户说服动员农民的女孩子入学。当时,有些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欣然回答:“为了将妇女从旧习惯势力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为了实现男女平等,就必须让农民的女孩子们上学念书!”经过积极奔波努力,有三十多名女孩子入学。女子学校正式开了学,开创了农村女子求学之风,备受农民群众的欢迎。

在满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时候,冀东(原永平府)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滦(州)、乐(亭)七州县素有旗人“跑马占圈”霸占农民土地之灾,称之为“旗地”,历史上就形成了有地无捐和无地有租的怪现象。当时这些拥有霸占来的大片土地(旗地)的旗地贵族们,把应承担的土地捐转嫁给农民,而受无地有租之殃的大都是贫苦农民,自然遭到农民的反抗。1928年,正是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时期,对农民更是横征暴敛,使得广大农民群众叫苦不迭。杨十三为解除冀东七州县农民无地有租的痛苦,他不畏强暴,组织各方力量并奔走呼吁,起草了向张作霖要求豁免不合理地租的“上书”,他铤而走险,亲自到北京向张作霖告了“御状”。经过历时经年的据理力争,冀东七州县农民承担不合理的地租终于获得减免。

扶危济困舍家纾难

杨十三为人思想进步,见义勇为,屈己待人。不论是谁有了困难,他都愿设法帮助解决。1923年,他赴美留学结束时,有一位不堪忍受洋人压迫的华侨(苦力),希望杨十三携带他一同回国。杨十三见到了自己的骨肉同胞在异域遭遇到的困境,唤起了无限的同情,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甘愿解囊相助,将这位华侨带回国,并安排在自己的家乡落户。

杨十三留美回国后,先后任工业试验研究所化学工业课课长、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教授。因为杨十三诚恳质朴,无虚饰,性情豁达,对人亲切,又善于团结师生,乐于助人,因此受到了学院教职员工和同学们的敬重、爱戴和信赖,在天津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在天津法商学院读书的洪麟阁、连以农(芬亭),在新思想的影响下,组织了千字课班,利用课余时间教工人识字。后来,他们组办了达仁济贫医院又义务协助医生给地毯工人看病,坚持天天上药,以期治好他们的职业病(眼病)。杨十三了解到这件事后,为积极扶植这一新生事物,解决洪麟阁、连以农的工作,他以学院的名义,聘请洪、连二人做工业学院商务科的科员兼教师,以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

在旧社会,学校是为那些达官显贵、富户豪商子弟开的。学生上学要交纳很高的学费和宿膳费,平民百姓的子弟即使考上了大学,由于受到经济的限制,不少学生在中途辍学。杨十三看到了这种现象,非常痛心。他为了使更多的同学不失去就学的机会,不顾身兼多职的劳累,主动向学院申请兼任斋务科主任的职务,管理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为了减少学生们的费用,和洪麟阁、连以农商议办了一个以自己动手、节约膳费为宗旨的简易食堂,名为“琼(穷)饭团”。入伙的同学不下百余人,成了当时工业学院中最大的伙食团。同学们利用课余轮流参加管理工作,亲自动手,使用的是粗碗瓦盆,膳费比其他伙食团低一半多,平均每人每月仅交膳费23元。这样不但解决了平民子弟的就学问题,也锻炼了同学们,使学生们能在艰苦生活中自立,深受学生和家长的赞誉。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我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从1930年起,杨十三接受了掩护我党在天津的地下工作者的任务。当时他甘愿冒着极大的风险,以聘请当时在天津做曲艺界工作的共产党员戴福华(陈竹筠)为家庭教师的名义(教女儿杨效昭),住在他的家中,直到戴福华从天津调到山东兖州师范工作,长达三年之久。

1938年春,杨十三根据中共河北省委关于以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的名义,在冀东举行武装暴动的指示,从天津赶到冀东。为了筹办武器,决定从天津购买一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他亲主其事,一面委派侄子杨介人(效贤,驻津联络员)和女儿杨效莲(田茵)借给迁安师范学校春季运动会购买体育器材为名,从禅臣、义利两个洋行买回武器、八倍望远镜和无线电发报机器材等,以自己在天津的家(当时住英租界威灵顿路,即44号路79号,今改为河北路)为转运站,将这些禁运品秘密运到家里后,分别装进从利生运动用品厂买来的运动鞋和各种球类里,再混装入几个大木箱中。为保证机密,责成马溪山(原唐山工商日报理事)将在玉田县鸦鸿桥造的双底大木船,用“迁安县师范学校春季运动会”的旗号,驶进天津北大关大红桥码头,从这里将武器及军用器材秘密运回冀东。

1938年夏季,八路军邓华、宋时轮的四纵队为策应冀东武装暴动,奉命从平西向冀东挺进。6月,部队前进到沙峪时与日寇激战,纵队参谋长李钟奇同志肺部负重伤。因战争环境残酷,医药奇缺,一个多月后,李参谋长的伤势日趋恶化,如不能及时抢救医治,就有生命危险。这时,杨十三和洪麟阁已在冀东西北部起义,正在指挥部队对敌作战。他闻讯后,立即向省委的李楚离同志请求,要求送李参谋长到天津自己家中治疗养伤。经领导同意后,李钟奇参谋长化装为农民,由地下党组织护送到天津,杨十三的侄子杨介人将李参谋长接到自己家。这时,日寇对天津的防范统治甚严,为保证李参谋长的安全,他又请了好友、名医黎宗尧、池石卿在马大夫的医院秘密治疗。手术后出院疗养就住在他的家里,由他的夫人司湘云煎汤做饭,并由他的次女杨效莲陪同每天到医院换药检查。历时一个多月,一切费用全由他担负,他说:“抗战部队很苦,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在三位名医和杨十三一家人的精心护理下,李参谋长的伤很快痊愈,安全离开天津,又回到冀东,指挥部队同敌人进行浴血奋战。

封建劣俗摒弃打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亡。杨十三激于爱国义愤,奔赴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救国要靠全国民众”。他经常感慨地说:“大丈夫宁死疆场之上,决不辗转死于床褥。”1933年,日寇大举入侵华北,向长城的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发动了大举进攻,我党组织了抗日义勇军,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日寇展开了反击自卫,爆发了全国著名的长城抗战。杨十三在天津工学院闻讯,坚决声援在喜峰口一线抗击日寇的第二十九军,积极呼吁“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这时,他接到父亲杨立三病危的电讯,急忙从天津赶回家乡。不久,父亲因医治无效病故,他同哥哥杨俊伦商议,不搞迷信,不披麻戴孝,不哭倒头纸。杨十三对他的哥哥说:“父亲在世时,咱们弟兄对待老人家问心无愧就行了,死后兴师动众地哭哭啼啼没有用处。”他终于将哥哥杨俊伦和家庭里的人们说服了。杨十三头一件事就是挥笔写了一副醒目的对联“活着不孝,死了乱叫;封建劣俗,摒弃打倒”,张贴在他父亲的灵柩前。他又听哥哥说,为给老人办理丧事筹措资金,家里已经卖掉了五十亩地。杨十三极力反对,他说:“大敌当前,更不办旧的那一套。”他说到办到,对他父亲的丧事从简而办,除至亲好友外,概不发讣告,不开吊,不收仪礼,不披麻戴孝,不用棺罩,只给每个亲属一黑臂箍。然后,把卖地的两万吊钱(当时十六枚铜板为一吊,二十五吊折合为一块银圆),一半支援抗敌的军队,一半捐献给本村,作为赈济鳏寡孤独的基金。他这一义举,誉满乡里,也遭到了家庭中一些思想守旧亲戚的指责,被斥为“大逆不孝”和“十三疯子”等等。就在他父亲安葬那天,他的一个清朝时的举人族长,竟然纠集了一部分亲族,披麻戴孝,手持哭丧棒(糊了白剪花纸的木棒),等候在村头的五道庙门前,名曰路祭,实际想借题发挥,惩罚杨十三这个“不孝之子”。当他父亲的灵柩出殡时,有一位好友把这个消息偷偷地告诉了他,劝他不要去送葬,以免遭毒手。杨十三毫不畏惧,当他陪送父亲的灵柩来到五道庙时,主动上前,对气势汹汹等候在那里的这位举人族长,义正词严地驳斥和说服了他。杨十三为父亲奔丧移风易俗,从简而办的事迹,至今在他的家乡被群众传之为佳话。

投笔从戎高擎义旗

由于独夫民贼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1933年,著名全国的长城抗战宣告失败。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比比皆是,所到城乡,洗劫一空,杨十三目睹现状,对国民党当局极为不满。

1935年,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胜利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杨十三十分留意观察国共两党的举动。不久,中国工农红军发表了《东征宣言》,分三路东渡黄河,开赴冀东抗日前线,而蒋介石则忙调兵遣将继续向红军发动围攻。他很快得出结论:要抗日救国,国民党是靠不住的,只有跟共产党走。开始无情地揭露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独裁卖国内战政策。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到日寇的铁蹄蹂躏,杨十三疾首蹙额,悲痛欲绝。在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经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工农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杨十三闻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挺身而出,为争取抗日武装力量、扩大革命声势,四处奔走,呼吁抗日,号召大家为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而献身。杨十三强烈要求拿起武器,反击帝国主义,他说:“外抗强权,非有枪不可!”不久,中共河北省委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在天津建立了“华北各界人民武装自卫会”,杨十三积极参加了“自卫会”组织。从这时起,杨十三和“自卫团”的负责人、中共党员李楚离、王仲华、朱其文、舒同等人交往越来越密切。爱国知识分子洪麟阁、连以农和滦县民团头目高志远也都参加了“自卫会”,他们经常在天津法租界的新华大楼和基太大楼开会。会间,他们在一起开玩笑,用梁山泊群英聚义的名字互赠绰号,因杨十三性情豁达开朗,德高望重,被赠绰号为“寨主”。

1938年春季,中共河北省委为迎接八路军东进抗日,以“华北各界人民武装自卫会冀东分会”的名义,计划在冀东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工农武装抗日大暴动。杨十三积极支持这一义举,并且参与了组织发动工作,同时,吸收老同盟会会员马溪山、马芑汀教授等参加。3月,杨十三满怀爱国激情,毅然投笔从戎,和子女杨效昭、杨效堂(永进)回到冀东,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共产党所领导的起义暴动,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他住在遵化县地北头村挚友洪麟阁家,在共产党员李楚离的指示下,和洪麟阁积极运筹策划起事的一切事宜,并参加了中共冀热边特委在丰润县的田家湾子召开的军事会议,和当时冀东党的主要负责人李运昌、李楚离、胡锡奎及爱国人士洪麟阁、民团头目高志远等一起研究了暴动前的准备工作和暴动后的工作问题。

冀东抗日大暴动原定于716日举行。不料于6月,起义的消息暴露了,敌人集中伪警千余人突然包围了洪麟阁的家,进行围剿查抄。杨十三和洪麟阁等人被围在小狼山上,战斗半日只剩干部十余人,深夜冲出重围。杨十三经此次挫折,而斗志逾坚。暴动指挥部决定于77日在地北头起义。声势浩大的冀东工农武装暴动爆发后,杨十三被推为以洪麟阁为司令的冀东抗日联军第三路军(西路军)政治部主任(被敌伪称之为“洪、杨之乱”)。从这天起,杨十三那颗“以身报国”灼热的心,同冀东地区广大工农群众爆发的雄伟壮烈、声势浩大的武装抗日大暴动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李楚离的指导下,他和洪麟阁率领所属抗联部队,积极配合挺进冀东的八路军邓华、宋时轮纵队对敌作战。712日,一举攻克玉田县城,活捉了日寇顾问石本,伪县长郎惠和宣布投降。首战告捷,俘获甚众。玉田五年沦陷,一旦光复,万众欢腾,并在玉田成立县抗日政府,委任王希朋为县长。抗日浪涛汹涌澎湃,群众揭竿而起,纷纷参加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很快发展到四千多人。联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很快收复了丰、玉等县内的沙流河、鸦鸿桥、亮甲店等镇,后又一度攻克了丰润县城。杨十三、洪麟阁率领抗联部队驰骋冀东,在当时日寇的华北通往东北的交通要冲,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因为抗联部队战士大部分都是刚刚放下锄头拿起武器的农民,不会打仗,更不懂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以,他除积极抓紧对抗联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外,还亲自向邓华政委诚恳地要求派干部来抗联,以加强对起义队伍的领导,遗憾的是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抽不出多少人来。在起义高潮中,第三路军转战进入遵化县境,计划收复遵化县城,当抗联部队行军至遵化县城南的珠山脚下时,遭敌伏击,部队失利,负责指挥作战的第一总队队长赵振威阵亡。抗联部队司令洪麟阁面对此情,非常伤感,情绪激动。杨十三和洪麟阁是多年的挚友,耐心地劝慰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要抗日就得有牺牲。我们要前仆后继,为赵振威总队长报仇,为牺牲的烈士报仇。”洪麟阁诚恳地接受了杨十三的劝慰,表示要坚决抗战到底。

在抗联部队奉命到平西整训途中,部队行进到蓟县马伸桥附近的台头村时,遭到敌重兵的阻击。经激战失利,司令洪麟阁壮烈牺牲,为国捐躯,队伍损失很大。杨十三协助李楚离指挥部队转移,继续迂回向平西挺进,并委派连以农深夜到阵地掩埋了洪麟阁司令的遗体(新中国成立后,移葬于唐山烈士陵园)。

抗联部队行进到潮白河时,向西进的路被敌人切断了。第三路军指挥部决定杨十三带连以农、马溪山等二十几名干部,从另一条秘密路线去平西,余部由李楚离、杨效昭带领仍返回冀东,坚持游击战争。

转战太行为国捐躯

暴动队伍在西撤途中虽然受挫,但杨十三毫不气馁,仍向平西进发。途中,他的胃病又复发了,决定暂回天津,改道去平西。经过这次挫折,杨十三并没有灰心,他一面在家治病,一面派连以农、马溪山等人四处打听八路军的消息。过了一个月,李楚离、杨效昭也回到天津。11月,杨十三带领连以农、马溪山、冯于九、杨效昭等人暂到连以农的家乡冀中深县白家村。杨十三听说冀中军区司令部驻在深县的张骞寺一带,想请吕正操司令帮助去平西,两次派连以农去张骞寺联系,但因战事频繁,司令部已经转移,都没找到。后又派杨介人、杨效棠去冀南,找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的侄子杨秀峰。不久,在广宗县杜杨庄和杨秀峰取得了联系。当时,杨秀峰奉命组织了以孙毅为首的援东支队,因闻冀东抗联部队已经开始向平西挺进而作罢。这时,杨十三决定从冀南改道冀西,再从冀西根据地去平西斋堂村参加整训学习。

朱总司令了解到杨十三已到冀西根据地,便电召他去八路军总部。杨十三带连以农、冯于九、杨效昭等人,从冀西来到太行山黎城八路军总部。总部为杨十三开了欢迎大会,会上,杨十三用朴实的语言说:“八路军人人爱,要向八路军学习……”他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会后,朱总、彭副总接见了杨十三,并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当杨十三向朱总、彭副总汇报声势浩大的冀东暴动队伍西进受挫等情况时,他抑制不住感情的冲动,竟激动得放声痛哭,声泪俱下……他向朱总、彭副总表示仍要去平西参加学习,以便重返冀东,东山再起。朱总、彭副总安慰了杨十三,对他的义举和冀东的工农武装暴动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赞同他给八路军总部提出的“必须搞工业,以保证军需”的建议。彭副总还讲道:冀东抗联部队发展得很快,统一战线搞得也很好,受一次挫折没什么,吃一堑,长一智。

1939627,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欢迎冀东抗日联军领袖杨先生》的社论。

杨十三奉命留在总部,连以农、冯于九留在杨十三身边,马溪山、杨效昭、连经正等被派往“抗大”学习。

1939年夏,日寇分九路向我八路军总部大举进攻,杨十三跟随总部转移。因残酷的战争环境和紧张的戎马生活,他的胃病再次复发,而且比历次都严重,只好躺在担架上跟随部队在太行山的浊漳河一带和敌人兜圈子。由于长时间的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和医疗,又时逢盛夏酷暑、阴雨连绵的季节,他的病情日益恶化。朱总、彭副总和左权副总参谋长等总部首长对他关怀备至,在敌情万分紧张和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经常探望杨十三的病情。总部首长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感动至极,也深深感到革命志愿未竟,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正在蓬勃发展,正是祖国和人民需要他的时候,他却辗转于担架病床之上,真是忧心如焚。对他来说,这是比任何病疼都更加难于忍受的痛苦。此时,他的唯一希望是把病魔驱除掉,重新回到冀东。他对总部首长说:“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和压迫,洋人们对我们的蔑视和凌辱,我永生不会忘记。共产党、八路军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纪律严明,值得我们很好、很好地学习。过去,我们说跟着共产党、八路军,道路选对了。过去我人没见过,现在见到了人民子弟兵,要很好地学习。”朱总了解到他的心情,就安慰他说:“不要回去了,在哪儿都是抗战”,并准备让他留在总部搞工业。

杨十三在病危中还经常嘱咐留在身边的连以农、冯于九等人:“咱们是来学习的,不要让人家优待,咱要和战士们一样。”重病中也不肯接受总部给予他的特殊照顾,他这种严于律己的革命精神,是多么可贵啊!这使在他身边的同志们深受感动。

1939721下午六时左右,杨十三随部队转移到太行山黎城县上遥镇附近时,与前来“扫荡”的敌寇遭遇。由警卫部队掩护至浊漳河岸边,经激战,涉过了河。但处于重病垂危的杨十三,在担架上经不起激烈的颠簸和摇摆,心脏停止了跳动,为抗日救亡,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岁。在临终前,他还反复嘱咐连以农、冯于九:“你们要紧紧地跟着共产党!也告诉上‘抗大’的那几个人,在这边好好学习、工作。”八路军总部为了表彰杨十三对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坚贞不渝的高贵品德,在襄垣县召开了追悼大会。由朱总司令主持,彭副司令致悼词。悼词的大意是:杨十三的逝世,使我军失去了一位亲密合作的忠实的朋友,使冀东人民失去了他们的抗日领袖,使我们国家失去了一位爱国热情极高的科学家……我们觉得这才是广大知识分子、科学教育工作者的榜样。

毛主席给杨十三送了题为《悼念冀东抗日英雄杨十三》的挽联,联语是:

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

朱总司令也送了题为《彪炳日月》的挽联,题词是:

渤海毓雄,民族之杰,霭霭风仪,异质挺特;

冀东义起,倭奴气慑。瞻彼真容,彪炳日月。

新中国成立后,杨十三和左权同志等七位烈士于1950102日移葬于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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